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高考将推出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种模式。全国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为什么会提出“分类高考”?分类高考能否真正分流人才?技能型高考人才该如何打通上升渠道?光明网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抗美教授。以下是访谈实录。

消除技能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是首要工作

分类高考是一项重大改革,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任何一项改革一样,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国人思想观念上的阻力。中国古人说的“劳心者”和“劳力者”或者“动口者”和“动手者”的区别就体现了人们传统观念中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歧视。

长期以来,我国单一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模式,以及深蒂固的“重学术轻应用”的观念,客观上形成了“职业技能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导致分数低的学生才会被动选择职业技能教育。如果这种偏见不改变,两种高考模式有可能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局面。

要改变这一观念,就要提升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在人才现象中,不同类型的人才的产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类型的人才在国家的人才体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哪一类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要在多方面给予技能型人才以保障和发展的机会,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真正形成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社会氛围;建立起合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薪酬制度,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使真正努力勤奋工作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能够在工资福利等方面不低于其他相应专业技术人才,建立以创造性劳动成果为分配标准的激励机制,使技术技能人才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科学设置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化发展道路,使其上升有空间,工作有舞台。

目前我国职业技能教育还处于低端水平,技能型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技能型人才职业发展路径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再加上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本身的水平非常有限,更多的只是技能水平的传授,高层次的教育还很缺乏。因此,必须要提高职业教育整体的教育水平,包括师资、技能、课程安排等,使得职业教育不仅仅是技能教育,更是素质教育。只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技能型高考才能顺利开展,并逐步提高吸引力。虽然这一改革意义重大,但实施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坚持走下去,其重大战略意义将会逐步显现出来。

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需政府给予办学自主权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鲁昕副部长提出,要把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以解决这些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和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根据这一设想,将有一批新增的本科院校(目前在二本、三本招生),纳入高职招生范畴,高职单招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据鲁副部长讲,目前已经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这是非常令人可喜的。但如果职业教育的地位不提高,这种转型的效果恐难理想。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已从精英教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众化必然催生多样化,而多样化又促进着大众化。准确的定位和鲜明的特色,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要转变观念,通过政府导向、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合理调整布局,使每个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定位,承担与自己相适应的任务,从而构建起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的高等教育体系,更有效的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使命。从学生层面看,当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家庭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之人的时候,教育的公平公正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此外,还要制定具体的政策,给这些学院以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如鼓励他们主动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特点调整专业;依据自身的特色选拔人才;完善转型中资金、制度、队伍等各项保障措施。

可期的上升通道是技能型高考吸引人才的关键所在

传统的技术技能型岗位使得大部分劳动者往往“从一而终”,然而,一个可期待的上升通道,是吸引人才投身其中的根本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创造条件,拓展技能型人才的上升渠道,让分类高考改革有落点,有抓手,有依托,最终取得实效。

对于想在求学路中进一步发展的技能型人才而言,要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深入研究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技能教育的水平,确保应有的含金量,建立起职业技能教育良好的社会信誉;对于进入社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而言,要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技术职称评定推进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其岗位、职称和工资待遇的上升空间,并要达到与其重要性相一致的水平,为技能型人才铺垫职业化道路。

除了上升渠道要打通之外,还要在“上游”阶段给予此次改革支持。对于处于基础教育阶段16—18岁的学生而言,还处在成长期,他们对自身特点的认识不一定能够达到完全理性和客观的程度,因而在面对两种类型的高考时可能会出现选择困惑,对于很多而言,选择哪种高考并不是理性选择,而更多是无奈。这就要求高中阶段必须开展职业探索和生涯规划教育,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在高中阶段就做适当的分流,避免选择的盲目性。只有上下游通力支持,确保每个阶段衔接顺当,才会吸引合适的人才流进技能行业的相关领域,真正实现才人流。

分类高考有助于解决应用型人才缺乏难题

实行分类高考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和科技进步,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迫切需要技术技能型的高素质人才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目前这类人才明显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实行分类高考正是为解决我国高考单一性与人才发展多样化矛盾的需要。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相互补充、协调发挥作用。而当前单一模式的高考局限了多样化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空间,无法体现人才的个体差异性和智能发展的多元性,也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分类高考这根指挥棒,可以使学术型与技能型人才在不同的社会分工需求下各安其位、相得益彰,有助于解决中国缺乏应用型人才、职业教育难以为继的难题,为学生开辟多种成才通道,从而推动教育真正适应并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此外,分类高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学生根据自身特长选择未来的发展模式,着力营造分类型而不是分层次的高考环境,尊重人才个体差异性,尊重人才的潜能、需要及其自我实现,在促进我国教育的深层次改革上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光明网记者 宋雅娟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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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抗美

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栏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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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据统计,近几年来,我国每年从中高等学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总量约在1700万人左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矛盾已成为短期内新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为此,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22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现在的高考——学术型人才的高考。技能型人才的高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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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分类高考正是为解决我国高考单一性与人才发展多样化矛盾的需要。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才相互补充、协调发挥作用。而当前单一模式的高考局限了多样化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空间,无法体现人才的个体差异性和智能发展的多元性,也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分类高考这根指挥棒,可以使学术型与技能型人才在不同的社会分工需求下各安其位、相得益彰,有助于解决中国缺乏应用型人才、职业教育难以为继的难题,为学生开辟多种成才通道,从而推动教育真正适应并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此外,要在多方面给予技能型人才以保障和发展的机会,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真正形成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社会氛围;建立起合理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薪酬制度,凭业绩贡献确定收入分配,使真正努力勤奋工作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能够在工资福利等方面不低于其他相应专业技术人才,建立以创造性劳动成果为分配标准的激励机制,使技术技能人才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科学设置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化发展道路,使其上升有空间,工作有舞台。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透露,高考将推出技能型和学术型两种模式。全国6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为什么会提出“分类高考”?分类高考能否真正分流人才?技能型高考人才该如何打通上升渠道?光明网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马抗美教授。以下是访谈实录。

实行分类高考是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性转变和科技进步,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迫切需要技术技能型的高素质人才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目前这类人才明显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光明网记者宋雅娟采访)

此外,还要制定具体的政策,给这些学院以足够的办学自主权,如鼓励他们主动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特点调整专业;依据自身的特色选拔人才;完善转型中资金、制度、队伍等各项保障措施。

分类高考是一项重大改革,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正如任何一项改革一样,在实施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国人思想观念上的阻力。中国古人说的“劳心者”和“劳力者”或者“动口者”和“动手者”的区别就体现了人们传统观念中对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歧视。

要改变这一观念,就要提升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在人才现象中,不同类型的人才的产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类型的人才在国家的人才体系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哪一类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分类高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学生根据自身特长选择未来的发展模式,着力营造分类型而不是分层次的高考环境,尊重人才个体差异性,尊重人才的潜能、需要及其自我实现,在促进我国教育的深层次改革上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已从精英教育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众化必然催生多样化,而多样化又促进着大众化。准确的定位和鲜明的特色,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是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要转变观念,通过政府导向、政策导向和市场导向,合理调整布局,使每个学校都能找到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定位,承担与自己相适应的任务,从而构建起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的高等教育体系,更有效的实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使命。从学生层面看,当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家庭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学校,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之人的时候,教育的公平公正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需政府给予办学自主权

长期以来,我国单一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模式,以及深蒂固的“重学术轻应用”的观念,客观上形成了“职业技能教育低人一等”的偏见,导致分数低的学生才会被动选择职业技能教育。如果这种偏见不改变,两种高考模式有可能出现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局面。

对于想在求学路中进一步发展的技能型人才而言,要完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拓宽毕业生继续学习渠道;深入研究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提高职业技能教育的水平,确保应有的含金量,建立起职业技能教育良好的社会信誉;对于进入社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而言,要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技术职称评定推进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其岗位、职称和工资待遇的上升空间,并要达到与其重要性相一致的水平,为技能型人才铺垫职业化道路。

可期的上升通道是技能型高考吸引人才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鲁昕副部长提出,要把600多所本科院校转型为职业教育,以解决这些院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和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根据这一设想,将有一批新增的本科院校(目前在二本、三本招生),纳入高职招生范畴,高职单招的数量会进一步扩大。据鲁副部长讲,目前已经有150多所地方院校报名参加教育部的转型改革,这是非常令人可喜的。但如果职业教育的地位不提高,这种转型的效果恐难理想。

目前我国职业技能教育还处于低端水平,技能型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技能型人才职业发展路径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再加上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本身的水平非常有限,更多的只是技能水平的传授,高层次的教育还很缺乏。因此,必须要提高职业教育整体的教育水平,包括师资、技能、课程安排等,使得职业教育不仅仅是技能教育,更是素质教育。只有这些问题得到了解决,技能型高考才能顺利开展,并逐步提高吸引力。虽然这一改革意义重大,但实施和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坚持走下去,其重大战略意义将会逐步显现出来。

分类高考有助于解决应用型人才缺乏难题

传统的技术技能型岗位使得大部分劳动者往往“从一而终”,然而,一个可期待的上升通道,是吸引人才投身其中的根本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创造条件,拓展技能型人才的上升渠道,让分类高考改革有落点,有抓手,有依托,最终取得实效。

除了上升渠道要打通之外,还要在“上游”阶段给予此次改革支持。对于处于基础教育阶段16—18岁的学生而言,还处在成长期,他们对自身特点的认识不一定能够达到完全理性和客观的程度,因而在面对两种类型的高考时可能会出现选择困惑,对于很多而言,选择哪种高考并不是理性选择,而更多是无奈。这就要求高中阶段必须开展职业探索和生涯规划教育,将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在高中阶段就做适当的分流,避免选择的盲目性。只有上下游通力支持,确保每个阶段衔接顺当,才会吸引合适的人才流进技能行业的相关领域,真正实现才人流。

消除技能教育“低人一等”的观念是首要工作